诺兰的《奥德赛》是一部票房和口碑都赢了的电影。全球首周末2.64亿美元，烂番茄新鲜度95%，IMDb 8.4分，IMAX银幕首周末票房5180万美元，仅次于《复仇者联盟4》。观众用脚投票，影评人却吵成了两派。

导演王超写了一篇长评，标题叫”伪崇高也有崇高的权利”。这个标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是整篇文章的核心论点：诺兰用一套精心设计的”反战反思”叙事，包装了一个本质上仍然服务于精英视角的胜利者故事。它看似在批判英雄神话，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建它。
王超的批评从”工具理性”这个概念开始。诺兰把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一战后哲学概念，硬塞进了古希腊时代。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是针对工业革命后现代社会的，古希腊人依靠神谕、城邦礼仪、命运伦理来建构价值观，根本没有工具理性及其危害的精神土壤。诺兰为了让奥德修斯产生悔罪之心，在影片里加了一段原著没有的围猎闪回，让奥德修斯变成一个讲规则和程序正义的人。但问题是，这样一个讲规矩的人，是怎么想出”木马计”的？他应该在策划过程中就放弃工具理性的运用才对。
更直接的操作是，诺兰在特洛伊攻陷战中刻意拍了几个士兵屠杀妇女的镜头，而荷马史诗原著里根本没有军队破城后屠杀妇幼的记载。古希腊时期的战争法则是城破后可杀男性战士及青壮年男子，妇女及未成年孩童沦为战利品。诺兰淡化了战争原本的道义起因，单独把木马计拿出来当作工具理性作恶的案例，让奥德修斯为计谋背负沉重罪责。
这里产生了一个讽刺性悖论：影片批判工具理性为了目标牺牲其他，可它自己的创作方式，正是为了完成预设主题，改变古希腊史诗的伦理原则与关键情节来服务观点。

王超认为诺兰真正的目的不是拍一部好电影，而是用古希腊IP强行表达一个最当代的政治和电影复兴观念。选角（黑人海伦、跨性别西农）、去神化、木马计等于文明原罪——这三个动作同时吃掉”进步圈共情”和”保守圈愤怒”两波流量，加上IMAX 70mm实拍的”反AI电影叙事”又切中了另一条时代情绪线。诺兰可以自信到认为观念的成功表达如果要以付出电影本体的失败为代价，他如今的江湖地位是可以承受的。
另一位影评人”橘子汽水罐头”从另一个角度切入了同样的问题。他提出诺兰的电影里有一种”施暴者的人文主义”：奥德修斯制造了灾难，却依然拥有痛苦、忏悔、返乡和被原谅的机会。那些被他毁掉的人，却连被具体记住的资格都没有。普通人的死亡是背景，英雄的眼泪才是主题。
《奥本海默》也是同样的逻辑。核武器背后的国家机器、军事竞争和官僚体系，最终被收拢为奥本海默个人的恐惧与负罪感。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更多成为刺痛其良知的阴影。两部电影都在追问：一个改变世界、同时也伤害世界的伟大人物，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罪？却没有给予另一个问题同等的重量：那些被伟大人物伤害的人，应该得到怎样的正义？
诺兰看似拆解了伟人神话，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重建它。英雄不再因为胜利而伟大，而是因为能够认识胜利的代价而伟大；天才不再因为创造武器而崇高，而是因为会为自己的创造感到痛苦而崇高。于是，反省也成了精英的特权。普通人负责死亡，伟大人物负责痛苦；普通人承担历史，伟大人物理解历史。
许纪霖和金雯的对话提供了另一种解读。他们认为诺兰把特洛伊战争看作类似奥斯维辛的巨大转折，是文明法则崩盘的起点。在诺兰看来，特洛伊战争以后，不再有欢乐，世界变了，黑铁时代要开始了。这个解读承认了诺兰改编的合理性，但也没有回避一个问题：诺兰把古希腊史诗里对英雄的滤镜打破了，但他建立起来的新叙事，是否真的比旧叙事更接近真相？

王超最后说，他认为《奥德赛》是诺兰自己最差的电影，但他更愿意相信诺兰这次是另有所求。电影改编剧本生硬、时间困局涣散、视听系统平滑，但主题策略及当代核心争议话题营造得很成功。生硬而沉重的主题引发全球新话题震荡，引爆当今世界左右倾观念纷争白热化到顶点，这才是诺兰这一回的文化及商业野心。
这个判断和票房数据是吻合的。一部让影评人吵成两派的电影，恰恰是商业上最成功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