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演员尹正面对镜头说出“我从来都没有这么纠结过”时，摄像机记录下的不只是他紧锁的眉头，更是一个中国演员在面对特殊历史角色时的内心风暴。近日，电影《得闲谨制》发布的采访视频中，尹正坦言，饰演侵华日军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因为他必须在说服自己成为那个角色的同时，内心深处却充满了对那个角色的憎恨。
一句“纠结”，揭开演员的职业道德困境
尹正的这段话，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演员在涉及敏感历史题材时面临的普遍困境：如何在艺术创作与历史良知之间找到平衡点？“我得说服自己，我是一个侵华日军，但是我…恨他。”这句略显矛盾的话，恰恰揭示了优秀演员的创作逻辑——想要演活一个角色，哪怕是反派，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成为他。但对于侵华日军这样的角色，这种“理解”本身就构成了情感和道德上的巨大挑战。这种纠结，不是一个演技问题，而是一个价值观问题。在尹正的表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清晰的界限：作为演员，他需要进入角色；作为中国人，他永远与那段历史中的施暴者站在对立面。 这种身份的矛盾与撕裂，正是他痛苦的来源，却也恰恰证明了他作为演员和一个人的基本立场。
从“反派专业户”到历史中的“反派”：有什么不同
影视剧中从来不缺反派角色。为什么饰演侵华日军会让演员如此“难受”？关键在于这个角色的特殊历史属性。普通的反派角色，无论是黑帮头目、变态杀手还是阴谋家，大多属于虚构的戏剧冲突范畴。演员在塑造时，可以相对纯粹地从人物性格、行为逻辑出发。但侵华日军不同——这个角色背后，是真实发生过的民族苦难，是无数家庭的血泪记忆，是至今仍未完全愈合的历史创伤。演员要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角色塑造”，而是如何在不美化、不淡化历史罪恶的前提下，完成艺术创作。这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历史敏感度，任何一个细微的处理不当，都可能引发观众的情感反噬，甚至触碰社会价值观的底线。
观众的“容忍度”：为何这个角色如此敏感
中国观众对于影视剧中侵华日军形象的接受度，有着极为明确的边界。这个边界是由民族情感和历史记忆共同铸就的。近年来，一些抗日题材影视剧因过度娱乐化、角色脸谱化而受到批评。观众真正期待的，是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复杂性、不回避战争残酷性的严肃创作。这也意味着，演员在塑造这类角色时，需要格外谨慎——既要避免将其简单化为“恶魔符号”，失去角色的真实性；又绝不能有任何可能被解读为“同情”或“开脱”的表演倾向。
尹正的“纠结”，从侧面反映了当今中国观众和历史题材之间已经形成的一种默契：我们接受艺术创作，但拒绝历史轻浮；我们理解角色需要，但坚守民族底线。
艺术创作中的历史责任：演员如何负重前行
尹正的坦率，其实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命题：在涉及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演员和创作团队究竟承担着怎样的责任？首先，是历史考证的责任。饰演历史角色，尤其是敏感角色，需要演员做足功课——不仅要了解角色的表面行为，更要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军事体制、甚至是施暴者的心理机制。这种了解不是为了同情，而是为了让表演更有说服力，让历史的警示更加深刻。其次，是情感处理的责任。如何让观众通过表演感受到历史的沉重，而不是简单的仇恨宣泄？这需要演员找到精准的情感刻度。尹正所说的“恨”，或许正是这种情感处理的起点——从对角色个体的恨，上升到对那场战争、那种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最后，是社会影响的责任。演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表演会成为公众历史认知的一部分。尤其是对年轻观众而言，影视形象往往比教科书更生动、更具影响力。因此，每一个细微的表情、台词、动作，都需要经过价值观的过滤。
“纠结”的价值：当演员不愿轻易“说服自己”
在影视工业高度发达的今天，演员常常被要求快速进入各种角色。尹正的“纠结”，在这个语境下反而显得珍贵——它表明，有些历史门槛，本就不该被轻易跨过；有些情感矛盾，恰恰是健康的历史认知所必需的。这种纠结，不会妨碍一个好演员的诞生，反而可能成就一个更有深度、更有社会责任感的表演。当一个演员拒绝简单地将侵华日军“演成一个符号”，而是愿意深入那个角色背后的历史黑暗，并在其中挣扎、痛苦、反思时，他所呈现的或许才是对历史更负责的态度。尹正最终如何化解这份“难受”，观众将在电影中看到答案。但在此之前，他的这份坦诚已经完成了另一重意义：它让我们看到，在娱乐产业的喧嚣中，依然有人愿意为一段民族记忆停下脚步，认真思考自己作为演绎者的界限与责任。
